重庆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指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由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华民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5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

重庆大轰炸的死者达10000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这是继德国在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Guernica）平民实施轰炸之后，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

2012年9月10日，重庆大轰炸15名受害者或其遗属正式起诉日本政府。

2015年2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判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一审结果，188名原告败诉。

• 名    称

• 重庆大轰炸

• 地    点

• 中国重庆

• 时    间

• 1938年2月18日-1943年8月23日

• 参战方

• 侵华日军航空部队VS中华民国空军、苏联航空志愿队

• 结    果

• 重庆主城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

• 伤亡情况

• 10000人以上

• 主要指挥官

• 蒋中正，陈诚，刘峙

• 日本指挥官

• 东久迩宫，杉山元，大西泷治郎

• 重庆损失

1.76万幢房屋被毁繁华地区被破坏

历史背景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中国展开对日战争。11月，国军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陷入危机，国民党政府

1937年11月20日起迁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1938年10月4日，日本正式轰炸重庆市区，从1939年1月开始，日机空袭迅速升级，对重庆的轰炸愈来愈猛烈。特别是1941年6月5日傍晚，在日机对市区长达5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中，终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即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

惨案发生后，死者多为青壮年。有的全家丧生，尸体无人认领；有的随身所带仅有一点财物亦不知去向。防空司令部派出的工兵营，整理尸体就花了近一昼夜，然后用卡车将尸体拖到朝天门河边，再改用木船装到江北黑石子去草草掩埋。

轰炸过程

五三五四大轰炸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对重庆主要为试探性的轰炸。出动的架次较少，多数为陆军航空队。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12月2日后日军大本营对华中方面军下令开始向重庆实施“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这命令为日军正式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的宣告，目的是希望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同年12月底起，由陆军对重庆开始实施战略轰炸。1939年5月，改以海军实行轰炸。5月3日及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连逐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

八一九大轰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主要基地为汉口。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到1940年为止，日军对重庆投掷了4333吨炸弹。

六五隧道惨案

1941年初， 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轰炸。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部份通风口被炸塌引致洞内通风不足（据幸存者曾婉清说当天有汉奸为日军飞机发信号，日军是有目标地轰炸洞口和通风口的），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往洞口，造成互相践踏，以及大量难民窒息，估计数以千人死亡（当时的官方没有公布权威的伤亡数字）。

1941年中以后，日军为准备在太平洋发动战争，陆、海军航空队主力从中国抽出。之后对重庆只有零星轰炸。到了1943年8月以后，日军再无能力空袭重庆，重庆大轰炸告一段落。

伤亡情况

重庆大轰炸被认为是与南京大屠杀同等性质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3万多幢，30所大中学校曾被轰炸。

为摧毁抗战陪都重庆，日本策划并发动了多次以重庆为主要目标的战略轰炸行动，“101作战”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日军出动的军事打击力量之多，空袭之残酷、野蛮、猛烈，在历次战略轰炸中居首。“101作战”中，日机采取了全方位、无差别、连续的地毯式的轰炸战术，对重庆市区反复轰炸，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1939年4月底重庆的浓雾渐渐消失之后，重庆也就失去了其天然的保护屏障。日本帝国主义趁此机会制定了“五月攻势”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力量，对重庆进行猛烈空袭。其中，尤以5月3日、4日的轰炸最为惨烈，总计炸死市民3991人，炸伤市民2287人，炸毁房屋4871间，市民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因国民党政府迁都而一度繁华的重庆市区顿成断垣残壁，战时首都重庆遭受了其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浩劫，日本飞机也创造了其有史以来空中大屠杀的黑暗纪录。“五三”、“五四”大轰炸不仅给重庆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给重庆市民心灵的创伤更是难以弥合。

亲历证人

张永芳

采访时间：2005年4月2日

采访地点：重庆市南岸区黄山风景区农家乐饭店

见证人：张永芳女，1932年出生。重庆大轰炸时，家住南温泉陈家桥，炸弹摧毁了张永芳一家的房子，把只有7岁的张永芳以及她的一家全部埋在里面，亡6人。

四周树枝上挂着的亲人们的衣服碎片和地上捡来的断脚断手断头，我哭得声嘶力竭

我们家是靠摆渡为生的。那天是1939年农历八月十四，刚好是我外公一周年祭日。天气很热，全家人在一起刚吃过中午饭，正在耍，很热闹，我才7岁，在和舅娘的女儿做游戏。当时一屋子的人，大家有说有笑，特别热闹。

突然，防空警报拉响了，屋里的外婆、老汉（父亲）、17岁的二姐、7岁的我、大姐2岁半的女儿、舅爷、30多岁的舅娘、舅娘的5岁女儿和另外三个帮工一起躲进附近的防空洞，当时舅娘还怀着身孕。

一会儿，警报解除了，我们从防空洞里出来了。谁知敌机突然又回来了，但我们已经来不及再躲起来了，只听见天空中一阵“嗡嗡”的声音。当时我大姐的女儿（2岁半）被吓哭了，我和舅娘的女儿（5岁）就骂她，叫她不要哭了。躺在床上的老汉（父亲）也从里屋走过来，大声吼我们，“敌机来了，不要闹了……”他一只脚刚跨在门槛外，另一只脚还在门槛内。话没说完，只听见外面就是一阵刺耳的“嚓—嚓—嚓”的声音，有人惊恐地喊了一声“糟了，糟了！”

一颗炸弹在我家的坝子里爆炸了，房子炸塌了，我们一家人都被埋在了废墟里。后来听说，还有一颗燃烧弹也掉在了我家附近，如果炸响了可能我就没有今天和你们记者说话的机会啦！

至今，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扒在废墟中的两根木桩之间，大哭大喊：“快救我，我害怕!”附近的亲戚们见我家房子塌了，赶过来掏人。待到把我掏出来时，我浑身上下都是血，衣服也是一条一条的，附近的人都赶过来了。看着四周树枝上挂着的亲人们的衣服碎片和地上捡来的断脚断手断头，我哭得声嘶力竭。小姨在一旁使劲拽着我，不断地哄我。我不晓得自己当时是什么样子，但看到老汉（父亲）脸上血肉模糊，除了一点眼白外，身上一团漆黑。

我记得在掏二姐的时候，还能听到她喊老汉（父亲）的声音，等到大家把她从乱土堆里拽出来的时候，她脸色却一下子变了，越来越白，人马上不能说话了，只是用双手使劲地抓自己的胸口，抓出很多血槽，身上也不停地抽搐。当时太阳非常大，有人砍来竹子，搭起个三角棚，盖上破席子为二姐遮太阳。其他人继续掏，又救出外婆、舅爷、舅爷的儿子和一个民工。舅爷和他的儿子是从粪坑里救出来的。听舅爷讲，敌机飞来的时候，他就一直把他的儿子抱着，炸弹爆炸后他又把儿子护在腋下，他手臂上的血管被炸断了，鲜血止不住地往外流，被埋在土里后就使劲往外面拱，没想到他由于过度紧张却爬进了粪坑里，大家是从粪坑里把他们捞出来的。

公路上还有一只被炸断的人手，没人靠近它，手已经腐烂。我父亲在路边挖了个坑，把那只手给埋了

前面几个人掏出来后，防空警报又拉响了。警察就把所有的人都赶到附近的防空洞躲起来，等第三次敌机轰炸结束后才又赶回来救人。这时二姐已经死了，身体都开始发了。后面救出来的人都死了，样子非常惨。

大姐女儿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从前面看身上一点伤都没有，但背上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洞，肠子从里面流出来一大堆。舅娘身上还怀着小孩，掏出来时脑壳却没有了，脖子齐齐整整地断了，直到下葬时也没有找到她的头。两个民工也没有全尸，手脚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事实上，我们家能救出几人，还算是好的，附近有几家人全家都死绝了，香火都没有了。离我家不远处有一户“下江人”，房子刚建好没两天，结果这一炸，一家人只活了一个。

当时我们真是家破人亡，家里的房子、粮食和衣物都没了，活着的人都没有饭吃，但死了的人要埋呀，家里没钱，连一口棺材都买不起，更不用说做法事了。而且，那次轰炸后附近几个镇的棺材铺都卖缺了。

天气越来越热，尸体留不住。没办法，只好是简单又简单了。二姐是用烂门板钉了个匣子埋的，匣子太小，二姐的尸体放不下去，是大人们使劲把尸体扭弯后才塞进去；大姐的女儿连小匣子都没有了，大姐从家里拿来一个装衣服的箱子，刚好把女儿放进去。那民工更惨了，尸体放了两天也没有人认领，臭得老远就能闻到，后来我老汉找了张席子，往民工尸体上一裹，挖了坑埋了。

（因大爆炸造成刺激，张永芳老人害怕一切强烈的声光，就连给她照相也不肯，所以没有留下照片）

朱绍臣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6日

采访地点：重庆市十八梯惨案遗址50米的民房内

见证人：朱绍臣男，1911年生，抗战时在重庆卖旧衣服为生。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1941年6月5日晚饭前后，敌机来袭。剧烈的爆炸声连续不断，防空洞都在摇晃。黑暗中，周围的人开始躁动，小孩哭，大人骂，场面乱极了。正在这时，有人说空袭警报解除了，人群就争先恐后地向外挤，那个时候能吸上一口外面的空气就是幸福。

当我随人群挤到防空洞的三申店岔道口时，紧急警报又响了，洞里的空气紧张起来，已经挤出防空洞的人拼命往里钻，里面的人则使劲朝外挤，你推我攘。这时，有人惊恐地大喊“踩死人了！踩死人了！”人群更加骚动起来，你拥我挤，争相逃命，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踩死踩伤……

小日本的飞机仍然在外面轰炸，猛烈的爆炸声好像就在洞门口，防空洞一抖一抖的。渐渐有人晕倒了，有人有了轻生的念头，不断拿自己的头往墙上撞，甚至有人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腕、喉咙；体力好的年轻人撑着周围人的肩膀，试图从人群的头顶上爬出来，但他们都没爬多久，就被下面的人死死拽住手或脚，钉在了那里……

我头昏眼花，鼻子和嘴一起贴着墙壁呼吸，嗓子干得快冒烟了，我感到自己不管死活，必须往洞口爬，就一脚踏壁，一脚踩在别人肩上，双手抱住前面那个人的头，使足了劲往上蹭，试了好几次才爬上去。其实，这时主洞里的人死得差不多了，一人堆一人快挨着防空洞顶了。我一寸一寸朝外挪，背已经顶在防空洞的顶上。不晓得过好久，我听见有人喊：“这里还有一个爬的！”就被抬到洞外。

洞外天黑，洞口亮，有人烧几堆火，到处都是呻吟。那些不能动弹的人，不管是死的还是昏的，只要一抬出来，就有人往其身上撒石灰（防止尸体发臭），然后往路边一扔，堆起几座小山，惨不忍睹……

赵克常

采访时间：2005年3月17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黄亭子新华社宿舍区

见证人：赵克常男，1925年出生，湖北武汉人。

1939年5月4日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我们的船停在接近朝天门码头的一个隐蔽的地方，敌人的飞机正在轰炸重庆。我们这些孩子在船上到处跑，看轰炸的情景。我跑到了船头，我不怕，因为我在武汉的时候见过空战。

当时天上的飞机多呀，黑压压一片，9架一排，飞得很低，连日本人的膏药旗都能看得见。炸弹就像狗拉屎一样向下掉，还有飞机上的机关枪也喷着火，响个不停。当时朝天门到处是浓烟和灰尘，在船上听声音就跟打闷雷似的。

敌机轰炸完走了，我们也很快从朝天门码头上岸了。我记得，下了船到路上，要爬很高的台阶，起码有几千个坎，当我刚爬了一小半的时候就大哭起来。因为越往高处走，地上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肢体的碎片……（老人呜咽了）

有血肉模糊的大腿横在路上，有乱成一堆的肠子还在蠕动，有带着凌乱长发的半边脸狰狞地看着你，有只断臂的手心里握着一个精致小包，抓包的手指还在微微抖动！

我当时根本喘不上气，胸闷，窒息了，好像马上就要被憋死了一样，我忘了有没有哭出声，我当时可能连哭出声的力气都没有。我记得，当时不少孩子都把眼睛蒙住不看，有个孩子没蒙，但嘴张得大大的，合不拢，就这样走了一路。

我们走的是从朝天门到上清寺的那条路，步行。一路上去，看到到处着火，冒黑烟，尸体遍地，还有一块块人的肢体碎片。消防队员在救火，但大都是人扑手打，高压水枪很少。路边有不少哭死去亲人的。我在重庆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王群生

采访时间：2005年3月30日

采访地点：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干部病房

见证人：王群生男，70岁，1935年出生于日本，1938年随父母回到重庆，亲历了重庆大轰炸，现为重庆市文史馆副馆长。

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中，先后采取了“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无限制轰炸”，对重庆不论军用还是民用的设施进行了整体的、无差别的轰炸，先后造成了“五三”、“五四”惨案，“大隧道惨案”，“8·19惨案”等一系列灭绝人性的罪行，使数以万计的民众伤亡。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具有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性质。

我是经历了以上全部劫难的一个幸存者。

日机的轰炸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由于长期轰炸造成的环境污染，使当时的重庆成为“闻名遐迩”的三多城市：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霍乱、痢疾、流行性脑炎和天花等相当流行，使大批市民间接致死。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就曾发生过严重的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在机房街的新兵团就有数十人因痢疾流行而死亡；6月，重庆化龙桥地区霍乱流行，当月死亡人数就达200多人。1999年，一位曾参加过重庆大轰炸的日本飞行员到重庆谢罪，他告诉我当年他们在重庆也扔过细菌炸弹。我查了资料，发现重庆出现鼠疫、霍乱等疾病的时期，和日军投弹时间很相符。此外，据当时《儿童福利工作总报告书》记载，“重庆空袭仍频，死伤枕藉，遗弃孤儿，随处皆是”，截至1940年2月统计，孤儿人数就已达到两万人左右。

日机轰炸还引起了重庆住房拥挤、交通混乱，给市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大轰炸致使重庆出现了极严重的“房荒”，大多数重庆百姓都是住用木棍和篾竹搭起的“抗战房”。当时的重庆，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没有玻璃———不是在轰炸中被震碎就是为防止日机轰炸时破碎伤人。

1941年日机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地处于空袭警报当中。从8月7日起，日机不分昼夜，以不到6小时的间隙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一周的持续轰炸。8月10日至13日，市区空袭警报达13次，96个小时，市内水电全部中断，市民断炊断水。

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轰炸并没让重庆屈服。那时候重庆有个民谣是这么唱的：“任你龟儿子凶，任你龟儿子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龟儿子炸，任你龟儿子恶，格老子豁上命出脱！”

话外音

直到21世纪初，张永芳老人仍害怕一切强刺激的声光，就连给她照相也不肯。

王群生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前夕，刚被诊断为胃癌晚期，医生预言只能再活3个月时间。但老人执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说：“把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是我最重的责任……” 

马福成

“重庆大轰炸”证言学习会2014年5月23日在日本大阪举行，“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代表马福成在会上作证，讲述了3名亲人当年在侵华日军对重庆等地大轰炸中被炸死的悲惨经历，希望人们勿忘历史。

“重庆大轰炸”证言学习会由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危机思考联络会主办，旨在提醒人们勿忘过去的战争。日本各界人士约100人参加了学习会。

马福成是“重庆大轰炸”之一的“松潘轰炸”诉讼案受害者代表及原告。他于2014年5月18日赴日参加东京地方法院就“重庆大轰炸”诉讼案进行的法庭陈述并受邀到大阪作证。

马福成在证言学习会上说，侵华日军当年对重庆进行轰炸时，也对他的家乡松潘县进行了轰炸，当时松潘县城被炸成一片火海，1000多名无辜百姓被炸死炸伤，他的奶奶、姑姑和堂兄死于轰炸。马福成说，他到日本的目的就是要人们不要忘记当年日军对松潘县的轰炸，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

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侵华日军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重庆及附近地区200余次，投放包括细菌弹在内的各类炸弹2．16万枚，炸死1．19万人，炸伤1．41万人，炸毁房屋1．76万幢，史称“重庆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诉讼案包括“成都轰炸”“乐山轰炸”“自贡轰炸”和“松潘轰炸”诉讼案。2006年10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就“重庆大轰炸”诉讼案进行法庭陈述，截至2014年5月23日，东京地方法院已开庭28次，多名受害人进行了法庭陈述。 

战略反击

空袭后的重庆中心市区重庆大轰炸是二战期间对参战国首都（陪都）大规模轰炸之一重要战例。日方原本希望依靠威慑性轰炸促使中国军民投降，但国民党政府在八一九大轰炸后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且“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作为报复行动，1944年之后，从中国成都新津机场起飞的美国B-29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空袭中几近毁灭的日本为此次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

苏联航空志愿队于1938年10月进驻重庆，开始反击日本轰炸，以20多架伊-15，伊-16战斗机对抗80多架日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击落敌机数十架。

参加反击的队伍：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飞虎队）。中华民国空军。

专家讲述

损失惨重

两位研究“重庆大轰炸”历史的专家向媒体记者讲述了“重庆大轰炸”历史。专家在此间称，1939年至1941年，是重庆遭遇“大轰炸”损失最惨重的3年，期间，重庆曾发生防空警报连响7日，大火连烧3天的情景。

重庆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南大学教授潘洵介绍，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移驻”重庆，重庆即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正因如此，1938年至1944年6年间，日本侵略军在当时所有抗战大后方城市中，对重庆实施了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野蛮轰炸，其中，1939年至1941年的轰炸最为惨烈：1939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轰炸，1941年发生了“六·五隧道大惨案”，两惨案的遇难者均过千人。统计显示，连续6年的“大轰炸”曾先后致重庆主城3万左右同胞遇难。

在“大轰炸”期间，重庆上空时常响起防空警报，老百姓“躲警报”、“钻防空洞”几乎成为生活常态。据史料记载，因日军在轰炸中投下大量燃烧弹，重庆渝中区20余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曾在一日间燃起16处大火，有的大火连烧3日无法扑灭。1941年8月8日至16日，重庆上空曾连续7日，不超过6小时间歇地鸣响防空警报。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王川平称，面对令人异常恐惧“大轰炸”，“愈炸愈勇”的标语在重庆随处可见，重庆人为抗战捐钱捐物的热情也异常高涨。此外，“大轰炸”还使“雾季公演”在重庆应运而生。据介绍，“雾季公演”是在每年秋至次年春，重庆大雾笼罩、日本战机难于投放轰炸物的季节，重庆组织文艺演员及百姓开展话剧、歌剧等文艺演出，这大大鼓舞了当时前线战士和百姓的抗战士气。

潘洵称，自1998年以来，重庆每年6月5日，都会以鸣响防空警报等形式悼念“大轰炸”遇难同胞。对此他强调称，重庆悼念大轰炸死难同胞，不是为了咀嚼苦难，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从而使悲剧不再重演。

确认死者

潘洵说，尽管寻找大轰炸中死难同胞有名有姓的名单很难，但这项工作一直在开展。由志愿者、文史馆工作人员等组成的调查组，通过重庆档案馆、西南大学档案馆等提供的一些档案来寻找，尤其以发放抚恤金名单来获取死难者名单。

“具体的死亡名字、死亡地点或住址。”潘洵称，按这一原则，现已找到5000多人，这些死难者主要集中在市区、合川、江津和北碚。将来建立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将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碑上，同时预留一块空白，以不断补充以后寻找到的人名。

恢复现场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川平建议，挖掘抗战资源要面向世界，面向人类，应有“五个一”：即一座中国抗战博物馆，一个胜利广场，一个纪念碑，一个世界和平公园。

抗战精神

      潘洵说，过去研究较多的是日军暴行，21世纪初，还应多研究重庆人民的抗战精神。侵华日军的大轰炸，非但没能让重庆人民屈服，反而“愈炸愈强”。面对敌人的入侵，重庆人民表现出来的抗战精神、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弘扬。

潘洵表示，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屈叫苦难，是以史为鉴，避免历史重演。

伤亡人数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6个春秋之后，这些问题有了回答。9月3日，由重庆市委抗战工程办公室、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的“重庆抗战调研课题组”，正式发布《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首次向世界公布这座英雄之城抗战时期的确切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数据。

尽管与那个时空间隔了60多年，硝烟已尽，哭喊已寂，这组数据仍然让人无法平静：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4年12月19日，日军飞机持续轰炸造成重庆32829人直接伤亡、6651人间接伤亡，财产损失约100亿元法币，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等均遭轰炸。 

伤痛历史

根据调研报告，“重庆大轰炸”持续了整整6年零10个月。因为重庆深处中国内陆，抗战时期日军陆战部队未能进入，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无差别轰炸。其中，重庆的主城区成了人口伤亡最为集中的地区，在日机轰炸造成的直接伤亡人数中，共有16376人死亡，其中就有9300人来自主城6区，在受伤的16453人中，有7782人是主城区的居民。主城区的伤亡人口占到了全市伤亡总人数的52.03%。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8月，不到3年时间里，就有3585架日机分84次对重庆城区进行了空袭，投下了各种炸弹9877枚。抗战时期，重庆及沦陷区来渝灾民达172786人。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集中在重庆城区及周边。在日机不断轰炸中，重庆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调研报告显示，重庆全市在大轰炸中共遭受了约100亿元法币的财产损失（折合1937年价值）。除了城市交通设施，山城居民百姓的财产损失也相当惨重。1938年到1941年，重庆城区因日机轰炸，仅房屋一项就损毁11814栋、21295间。

这样惨重的伤亡和损失之下，重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还为抗日前线输送了96万名战士，其中有确切牺牲记录的1297人，受伤913401人，让这座“英雄城市”有足够的理由自豪。 

严谨调查

100多人，历时6年，查阅40万份档案资料

“调研报告公布的数据，来自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长达30年的努力，尤其是最近6年来的艰辛搜寻和科学调查统计，准确可靠。”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是“重庆抗战调研课题组”负责人之一。他介绍，2005年重庆市开始实施“重庆大轰炸调查与研究”；2006年上半年，国家社科规划办决定立项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组织全国党史系统进行调研并结集出版，《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成为了该项国家课题的第一批成果。在此期间，重庆市组织了100多人，查阅了40万份档案资料，最终形成了431页的调研报告。

谈及调查报告发布，周勇表示，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对全人类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不止是学术界，每个中国人、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想知道抗战期间我们到底伤亡多少同胞，损失多少财产。“我们不该忘记那段历史，要对历史和世界有一个交代，对重庆这座英雄城市和人民有个交代。公布伤亡人数和损失的准确数字，才能科学、客观地反映历史真相。”

据了解，本月中旬，重庆市还将出版6卷抗战史料档案，包括证人证言集、抗战日志等，作为对调研报告的史料和数据支撑。其中，口述史料全部经过公证，以保准确可靠。

遗址保护

全市抗战遗址767处，现已消失近半

“这些年来重庆的抗战遗址已消失了近半数，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周勇介绍，重庆是全国保存抗战遗址数量最多的城市。全市抗战遗址767处，现存395处，分布在全市22个区县，基本涵盖了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所有类型。

21世纪初，重庆市委决定实施“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并颁布相应的规划纲要，将抗战遗址抢救保护作为重点内容纳入。按照纲要，从2008年到2015年，国家和重庆市将对此项工程投资28亿元，主要用于文物本体保护、历史展示、修建重庆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博物馆和恢复抗战时期的城市街区风貌四方面。

受害诉讼

2012年3月21日，在日本东京日比谷公园，“重庆大轰炸”诉讼案中国原告王西福与 日本律师及友人举行游行。希望日本政府向受害者谢罪和赔偿，还一个公道。

2012年9月10日，重庆大轰炸15名受害者正式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诉状，而被告为日本政府，“首次本土起诉”正式进入司法程序。这是多年来中国民间对日本进行诉讼，要求索赔。此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于2006年至2009年期间，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提出过诉讼。

15名受害者聚集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门前，他们手举“强烈要求中国法院依法受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字样的横幅，并高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等口号。最后他们跟随代理律师进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向法院工作人员提交了诉状。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首席律师林刚称，提交起诉状是本案进入司法程序的第一步。按照法律规定，法院一般会在接受起诉状后的7个工作日内回复是否受理此案。此案能否被受理的关键是日本能否获得“主权豁免”。此前，中国社科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的多名国际法专家通过反复论证认为，日军实行的重庆大轰炸不区分军事、民用目标，属于无差别轰炸，这种行为严重损害基本人权，是极其严重的战争犯罪，因此不应享受主权豁免。 

2015年2月25日，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一审结果在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法庭宣布188名原告败诉并驳回其诉状，诉讼费用由原告方承担。原告粟远奎、危昭平认为判决不公，表示将继续上诉，直至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 

遇难名单

2014年，重庆市抗战研究专家花费7年时间，确定了2660名不仅有名有姓，还有死亡年龄、生前住址等遇难者同胞名单。这份2660名重庆大轰炸遇难同胞的名单，除了他们的姓名之外，还有遇难时间、遇难地点、死亡年龄、生前住址等。这份名单，并不是来自亲属回忆或是口头讲述，而是专家们寻访全国各地及境外档案馆，从历史档案中经过7年一一梳理而出。

课题组的专家广泛查阅了中国台湾“国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以及我市各区县档案馆中有关上万份重庆大轰炸的档案，逐页查阅记录。

目前提供的首批遇难者名单信息还不够完善，相关信息还有待根据档案文献进一步补充。